文｜李辉

项美丽英文名字为Emily Hahn。一九三五年，Emily Hahn 与姐姐两人来到上海，在一次聚会上她与新月派诗人邵洵美相遇。

邵洵美才华横溢，精通英语。谈话间，邵洵美当即为她起了“项美丽”这个中文名字。美的欣赏，诗意的语感，缺一不可。与邵洵美的情缘，促使项美丽改变仅仅是来华旅行的计划，姐姐归国，她独自一人留在上海。从此，中国情结，难舍难弃。

邵洵美

项美丽

因为邵洵美，项美丽开始熟悉上海，熟悉中国，从此，她的笔下有了写不完的中国故事。

因为邵洵美，项美丽结识林语堂、沈从文、张光宇、全增瑕、温源宁、吴经熊等，在中国学者、作家、画家的圈子里，一个漂洋过海的外来者，如鱼得水……

我藏有两册林语堂等人编辑的英文刊物《天下》（一九三六年），上面刊有沈从文小说《边城》的英译本。译者为两人，一位是项美丽，另一位是邵洵美（笔名辛墨雷）。这时距《边城》发表不过三年，是《边城》的第一个英译本。

英文刊物《天下》

在中国生活将近九年——上海四年有余，香港四年——项美丽有着写不完的中国故事。这位《纽约客》的专栏作家，用一篇又一篇文章，向美国读者开启一扇遥望中国的窗户。

她去过的一座座城市，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，抗战爆发前后外国人在中国的生存状态，生动呈现在项美丽笔下。在项美丽回忆类作品中，吸引读者的更多的是个人经历：与邵洵美的异国恋，乃至沉溺鸦片后的挣扎与摆脱。

香港时期，项美丽写下《香港假日》，发表在《纽约客》杂志，后来结集出版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她与所爱的英国驻港情报官员查尔斯结婚，生下女儿卡罗拉，查尔斯却被日本人关进集中营。

《香港假日》封面

幸好项美丽有邵洵美当年的一纸婚约，未被关押。滞留香港的几年间，她带着女儿卡罗拉，最终回到美国，专门为美国孩子写下《中国故事绘本》……

上海的“孤岛时期”，大致为一九三七年的年底至一九四一年的年底。日本偷袭美国的珍珠港，太平洋战争爆发。美国宣布对日宣战，之后，中国也正式宣布对日宣战。日本很快占领上海、香港等。抗战爆发初期，在孤岛时期创办《自由谭》，其实是邵洵美的设想。

一九三八年九月，邵洵美借用项美丽的美国人名义，创办这本中文版《自由谭》。显然邵洵美是想以刊物留存历史。同时，他还请项美丽以其名义另行出版英文版的《自由谭》（《Candid Comment》（《直言评论》）。项美丽与中国感情深厚，她毫不犹豫，慨然允诺。于是，中、英文《自由谭》杂志，均由项美丽担任编辑与发行人。

中文版为七期，英文版为八期，一九三九年四月停刊。中文版《自由谭》七期封面，英文版《自由谭》八期封面，不同封面的设计不尽相同，却充分体现一位来自美国的项美丽女士，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倾心投入与坚强信念。可以说，正是有了两种不同中、英文的《自由谭》杂志，抗战初期的历史留存，才显得如此珍贵。

中文版《自由谭》创刊号

《自由谭》的创办，与上海《申报》的“自由谈”副刊相关。“自由谈”是《申报》的重要副刊，三十年代初，黎烈文先生主持“自由谈”副刊一年多时间里，锐意创新，以杂文、短评作为重点，鲁迅、茅盾、陶行知、巴金等为主要作者，一时间成为上海最为重要的副刊阵地。

一九三五年秋天，“自由谈”一度停刊。抗战爆发，项美丽创办《自由谭》杂志，心里想到的就是《申报》的“自由谈”。

关于《自由谭》的创办过程，编者邵洵美在《本刊名》中这样写道：

（三）一个新国家和一个文化悠久的国家，他们的道德标准也许会两样。美国人初到中国来的时候，每被这种因袭的见解弄得动止感到不安。但是几年的居留，已经使我们明白，凡是文明的民族都只有文明的目的：东西文化，在原则上，究竟没有什么分别。而对于自由的努力追求，更其可以证明我的见解的确实。那么，为一个美国人而在中国办一个中文的刊物，自由是一件最好的贯通两方文化的钥匙了。

（四）以前上海的《申报》曾经有一个副刊叫作《自由谈》，可惜它多少年的历史，这次也跟着别种不幸的人与物，作了牺牲。我们用“自由谈”来作刊物的名称，除了表示自己的态度外，同时还作为这一个“受伤的上海文化”的纪念，并希望能担负起复兴与继续努力的责任。“谈”字改为“谭”，以示区别，特此附带声明。

（《本刊的命名》）

英文版《自由谭》第八期

由此可见，在邵洵美、项美丽心中，把刊物起名为《自由谭》，正是为“受伤的上海文化”留存纪念。

多年后，我在北京有幸结识邵洵美的女儿邵绡红，时有往来。邵绡红笔下的项美丽，一个奇女子形象跃然纸上：毕业于燕京大学的杨刚，一九三八年时任《大公报》记者，在上海借住项美丽寓所，在项美丽和邵洵美的帮助下，杨刚以最快速度将毛泽东新发表的《论持久战》译成英文，连续发表在英文版《自由谭》。

邵绡红写到，抗战爆发，上海成为“孤岛”之后，项美丽还同意邵洵美的朋友、国民政府的一群情报人员，住进自己家中，不时与重庆方面电报联系，直到被租界警察识破，才紧急转移……

邵洵美，是中文版《自由谭》的编辑，同时也是主要作者。

《自由谭》创刊号上，邵洵美发表《安置战时妇女和儿童》文章，对安置妇女和儿童，提出建议：

我所说的一个“有志报国者”，他的妻室与儿女。要知这次的战争，是全国的抗战，那么，凡是有血气的国民，都应当尽他所能尽的力量为国家民族负一份责任。负一份责任，当然不一定要上前线，但是也不一定不要上前线。

总之，你既以身许国，则家室之累究竟是一种羁绊。你不一定有积蓄恒产，你的妻室儿女不一定会自谋生存。譬如以上前线作战为论，那么，以你一条命换敌人一条命，消极说来，还算值得；但是假使你的家室无法谋生，事实上或者会变成几条命一条命了。

退一步说，不必上前线作战，而只是为国效劳，那么，工作的种类虽然不同，总须把家族的观念丢开：为国便不能为己，若然妻儿无法安置，顾此失彼，或竟会两败俱伤。我相信有许多有志之士都有着这个苦衷；对人道来，人家还会笑他托词借口。……

上面所说的情形，的确值得研究。况且有为者均在少壮之年，而少壮之年大半已儿女成行。政府若不设法安置妇女与儿童，中国定要少却许多有志之士。少却了许多有志之士，便会多出许多无耻之辈。

……所以我们不能希望每个国民都有人格，而要担心一部分败类不顾道德。在这种情形下，政府应当设法使为国奔命者不要顾虑家室，使顾虑家室者仍能为国奔命。解决这个问题，便非有安置妇女儿童的具体办法不可。

（《安置战时妇女和儿童》）

邵洵美创刊号发表的文章

之后，邵洵美写《一年在上海》系列文章，在《自由谭》连载，记录他亲历的上海故事的点点滴滴。如今看来，他笔下的生活细节，也是对抗战初期上海一年之间的真实填补。

《自由谭》创刊号发表一首打油诗《游击歌》，在香港编辑《大公报》副刊的萧乾，颇为欣赏，予以嘉评。在第二期“编辑的话”，专门谈到彼此的感受：

我们读到香港大公报上关于自由谭创刊号的评论：这是一篇见地极透彻的作品。我们当然很感激作者的奖励的话；但是我们更快活，因为他讲出了有许多我们心里所想说的话。

他对我们创刊号的内容大部分都满意，不满意的只是两篇译文：他觉得那种意大利新文人介绍，以及天主教一个受了神旨的村女那两篇文章“出之于目前上海的自由谈，似乎还得稍稍减少一些浓重的书卷气与历史情调。”

他最满意的是《游击歌》。他说：“是一首出色的‘民歌’。它是新诗，可是那种运用民歌手法的娴熟，不是许多学文学大众化的人们所能及的。我们希望有人能把它谱出来，结果一定不会坏。”

我们自己也很得意能发表这首歌。这首歌是一个“纯粹的心境”，绝对没有一句“调文弄墨”。我们看见新近发表的抗战诗歌，几乎每一首都多少要提起些“风花雪月”，好像没有这一类字眼，便不成为诗的样子；所以我们便作这一个尝试，幸喜结果很满意。所谓新诗，本不在乎把形式改为分行，字汇意境会得用“新”的，否则至多只能算是旧诗的翻译。我们以后还要多发表这一类的尝试，并希望大家加入和指教。

英国诗人奥登（Wystan Hugh Auden，1907年—1973年），在抗战期间与衣修伍德（Christopher Isherwood, 1904-1986）一道访问中国，创作二十七首十四行诗《战时在中国》，其同伴小说家克里斯托弗·依修伍德合著《战地行书》。抗战结束后，奥登入籍美国。抗战爆发之初，奥登为《中国兵》写了一首诗，翻译发表在《自由谭》上：

中国兵

奥登 著 邵年 译

远离了文明的中心，他完成了使命：

他的长官和他的蚤虫便将他放弃；

在棉被窝里面，他合上了他的眼皮，

冥然而长逝。当这一次伟大的战争

将来编成书籍，他也不会被人提及；

他有脑壳里并没有带走什么资料，

他的笑话陈旧，做人像打仗般枯燥：

他的名字和他的容貌将永远消失。

啊，欧罗巴的教授们，主妇们，平民们，

请向这一位青年致敬。你们的记者

并没注意 当他在中华变成了尘埃：

从此他的土地配你们的女儿钟情；

从此他不再在狗跟前受侮辱；从此

有水有山有房屋的地方，也有了人。

《自由谭》杂志经常发表不同读者来信，他们对汪精卫所谓“求和”予以斥责：

抵抗是唯一的出路

这次中国全民抵抗的意志，其一致与坚固，是早已被世界各国所公认的了。中国本非好杀的民族；但是这次炮声一起，“和平”便立刻被目为是一种无上的罪恶，一种无上的羞耻。

可知中国这多少年来为了爱好和平而忍受的一切损失，侮辱，羞耻与苦闷，已超过了任何人的耐性以上。“抵抗”乃全民一致认为唯一的出路：除了抵抗，只有灭亡；直到把敌人打到屈膝是决计谈不到和平的了。

这个铁一般的事实是无论那个都明白的。谁知偏偏有一个汪精卫竟然会糊涂到如此田地。

在《自由谭》发表文章的作者颇多，包括邵洵美、胡适、张若谷、章克标、徐訏、徐迟、杨刚、林微音等。留存抗战初期历史记录最为重要的，莫过于《避难记》、《“良民”日记》等。

祖达先生的《避难记》在《自由谭》连载，写战火硝烟中苏州逃难的民众，包括一家人的亲历记。祖达写道：

避难记

可是这安静的局面，终于未能持久，在第二个月开始，恐怖的空气又重度笼罩着全城。记得那天正是中秋佳节，敌机又临城空，施以残暴的轰炸。五日前，我的老婆以乡村生活之太不舒服而患病，居乡延医服药，诸多未便，请了三次医生，病即全愈。中秋前一日，原想就同她回居乡间，旋思她病体初愈，而明天正值中秋佳节，乡间饮食起居，毕竟不及城中舒服，一月来城中既相安无事，乐得多住家中舒服一天，以为敌机未必这样巧，难道适逢佳节惠临？不料天下自有巧事，敌机果真就在那天惠临了。

大约下午四时光景，警报声起，机声亦随之而来，举着仰望，敌机正在城区打转，我们知事不妙，忙向地下室躲避，闭目静待炸弹的下降，果然，不久轰然巨声，接二连三的响起来了。幸而结果和前次轰炸善长巷同样的我们仅受虚惊，未被命中。

……

南浜势难安居，然而到处无乐土，又向那里去迁避呢？那时城中“自治会”已成立，城乡间通行无阻。我觉得在城中仅怕敌人的骚扰，但乡间也有敌人，兼有盗匪，与其在乡间受双重的痛苦，不如回城中冒单独的危险。

于是我自己先单独回城中一看究竟。进城市面凄凉，街上所见，也只有男子，偌大的一个苏州城，就好如一个偌大的和尚寺。回到家里，房中已成垃圾堆，箱子劈开了，厨门拉坏了，抽屉在床上，破衣在地下，乱七八糟，不知所云。

家中空屋太多，单独不敢过夜，在亲戚人家借住了数天。看看情形，城中似乎尚可勉强住得，遂抱“听天由命”之旨，决意下乡把他们迁回城中。

总算托天之幸，一舟归来，沿途平安，所痛心者，母亲未能回归。全家十余人避难出门，各安然无恙地回家，仅少了我母亲一人。唉！……

（《避难记》）

滞留苏州的念萱先生，为《自由谭》撰文多篇，最重要的莫过于《“良民”日记》。他以亲身经历叙述在苏州的所见所闻，每天的记录，都是难得的真实记录。谨摘录若干如下：

“良民”日记

小序

记得清代郑板桥说过：“近日写字作画，满街都是名士”，现在苏州却满街都是“良民”了。我正住在苏州，故亦以“良民”自称，虽然我平时的品性也未必优良。

苏州原有富于诗意的风景，自经“友军”占领与“维新政府”定为江苏省会之后，更一跃而为“王道乐土”。我得天独厚，在此“王道乐土”，共庆升平，既其乐之融融，亦其乐分泄泄。

窃念“友军”之爱民如子，“当局”之与民维新，恩被四方，名垂千古。我民躬逢其盛，允宜歌功颂德，点缀升平。惟自愧不才，吟诗咏歌，既恐平仄失黏；骈四俪六，又虑对仗之难工。不得已，写些日记，凑凑热闹。

抑有不可不声明者：我这日记，名为“日记”，实则“杂记”。旧小说中每有“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”之语，我则“有话则写，无话不写”，盖取宁缺勿滥之意云尔。——是为序。

十月二日

筹备已久的祀孔大典，于今晨三时举行。“江苏省长”陈则民暨所属各厅处长官及“友邦”文武大员，都亲往致祭，总计参加大典者，不下数百人。原来他们都是孔子的信徒。

此次祭礼，确极隆重，有乐有舞，有声有色。文庙内布岗护卫，卫队所执武器，舍步枪盒炮而改用大马戈矛，今人有盎然思古之念。

大成殿门前亦有卫士四人，手执大刀长矛，精神饱满，时值深夜，威风凛凛，三通鼓起，古乐齐鸣，舞生起舞，陈“省长”等即肃穆致祭，祭毕。乐舞重作，舞生头戴秀才巾，身穿蓝海青，手执羽籲，或身穿红海青，手执干戚。

全体与祭人员，都一本正经，并不认为滑稽。整齐美观，庄严隆重。孔子在天有知，恐将快活得笑痛肚皮。

苏州“友邦”特务机关于今日上午复举行扩大宣传，散发传单。江苏“省政府”亦即制标语于各街市分别粘贴。传单标语的内容，不外乎“尊重孔子及谋中日亲善”或“儒教昌明，必须中日提携”。本来孔道广大，无所不包，中日提携，中日亲善，自然“亦孔之道也”。

苏州新报并发祀孔特刊，载有陈则民宏文，题为《明礼篇》，洋洋千言，头头是道，对于孔圣学说，颇多阐发；所缺然者：陈“省长”对于孔子的“夷夏之防”及“攘夷狄”这类思想，似欠研究，所以文中并无说到。

中日人士联合隆重祭孔，诚空前未有之盛举。不过我想，这次最好刚愎自用的子路无灵，否则此公有点识好歹，看到这情形，难免要“悻悻然”。

十月四日

今天苏州新报上载有大民会工作殊努力，并将该会纲领、章程、规则，全部公布。纲领中重要文句，即 “中日提携以谋东亚之自主兴隆”。本部设于上海，苏州定为联合支部，管辖吴县、吴江、常熟、太仓、昆山、无锡、武进、嘉定、江阴等九县。苏州联合支部长为冯心支，宣传科科长庄红秋。（即旧充律师的庄骧）现庄科长正在准备为大民会作扩大宣传，广招会员。

十月二十六日

坚守了半载有余的汉口，终于又以战略关系放弃了。这消息传至苏城，“不良之民”则如丧考妣；新富新贵则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：我人庶几可升官发财安居乐业矣。汉口不失，主张亲仁睦邻的“思想纯正”之徒，心中多少有点忒忒不安，汉口一失，才加强了他们亲仁睦邻的勇气。

下午到观前街，热闹非常，见有大卡车围以白布，上书“庆祝汉口陷落”六大字，游行街市。同时墙壁上也贴满着大民会所制的“庆祝汉口陷落”的标语。“皇军”欢声震天，“大民”亦欢声动地，中日一家，气象升平，慤欤盛哉！

我想，“庆祝汉口陷落”的六大字，用之于“友邦”人士，当然合理；中国人写这标语，在文义上总欠通顺。汉口是中国人的领土，汉口克复，才得庆祝，汉口陷落而曰庆祝，何从说起？如必欲和“友军”之兴，必欲认为全仗“友军”大力，攻下汉口，才如了我们的心愿，我觉得，我们也只能说“庆祝友军攻陷汉口”那么在文义上似乎比较的讲得过去。不过，细想这样措辞还是不通，汉口毕竟是中国人的领土，中国人的领土陷落而中国人自己庆祝，总太幽默了。

念萱《“良民“日记》

生活在嘉兴的章克标先生，也是《自由谭》的主要作者，先后发表《无题录》、《必胜论的事实依据》、《与友人书》、《战事泛论》、《胜利及胜利之后》等文章。在《自由谭》第四期的《必胜论的事实根据》一文中，章克标写道：

在另一方面，我们也不能太乐观，因为最后胜利，是有把握的，但要抗战出来的，要长期抵抗，才能得出这个结果来，而长期抵抗的主要力量，全在我们自己的努力；国际的援助，固然很重要，而我们自己的力量，却更加重要。

信仰抗战必胜，是一种力量，而此种信仰并非迷信，乃是有根据的。本文即在经济力量及军事力量上阐明中国必胜之理，即在这二方面将中日二国的情形比较，中国显有改进增强之余地，而日本则否，故只要我们能努力去改进增强，我们便必胜了。

（《必胜论的事实根据》，十一月十一日）

中文版《自由谭》出版七期，英文版出版八期。正是这些中国文人笔下的抗战记录，外国记者的英文报道，将一年之间的上海、苏州、浙江、香港乃至武汉等各地的抵抗、逃难，星星点点记录下来。

如今再读《自由谭》的各类文章，恍如隔世，却又历历在目。重读《自由谭》，我们应该深深感谢项美丽女士，是她的挺身而出，孤岛时期才有了还原历史的可能。同时，更得感谢所有参与写作的人们，是他们用手中的笔，为中国抗战留存了不可多得的真实记录……